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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祥琬:唯真求是  创新发展

发布时间:2013-01-15
——本刊专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 文/本刊记者:胡炜


    2008 年1 月26 日, 我们如约采访了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
    在典雅的学术报告厅里, 杜祥琬院士正在作有关中国能源发展的学术报告, 给记者留下沉稳、谦和、举止文雅、思维敏捷的印象。
    在听完他所作的《与能源有关的环境问题》演讲报告后, 我们开始了这次专访。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胡炜: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是中华儿女心灵的故乡。丰厚的文化积淀滋养着这里的人民。身为河南人, 您能感受到中原文化对您的影响吗?
    杜祥琬: 是的。我是开封人, 是出生在南阳的开封人。那是抗日时期, 全家逃难到南阳, 在南阳长到五岁。后来又回到开封,在开封上的小学、中学。
    去年《光明日报》12 月28 日发表了我写的《回忆开封高中》文章, 就是谈的这方面的感受。几十年来, 无论走到哪里, 当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时, 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河南开封人! ”用地道的开封话说出这七个字。作为一个河南人, 我情不自禁地在《回忆开封高中》说了这样的感想:“如果没有中州这块土地的营养, 如果没有家乡父老的培育, 如果没有在开封受到的初等和中等教育, 就没有今天在工程院工作的我。这个根、这个本, 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胡炜: 那时的河南还比较落后, 如今已有了良好的发展局面, 更有着开放的胸怀,我们相信, 在这块孕育了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土地上, 家乡人民一定能够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我们出版的是一本关注我国创新话题的杂志, 讲述的是创新的思想和理念。今天的采访就从“创新”开始。自国家提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 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来, 自主创新已成为这一时代的代名词, 那么自主的提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创新又有着怎样的内涵? 对外交流时该怎么说呢?
    杜祥琬: 是的。我见过咱们的杂志, 办得很好。这一提法我想主要是强调以我为主, 因为别人的创新就不是你的创新, 创新一定是自己做的才叫创新。自主创新在英文里面就叫创新。再加上一个自主是不太好翻译, 标准英文还是innovation。
    当然, 这一提法还有一种理解, 是开放性的自主创新。因为我们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 倡导以我为主的创新。但我想强调的创新不是关起门来创新, 而是开着门进行创新, 就是开放性的创新。这里面就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学习与借鉴, 我们的自主创新不可能关起门来做, 必然涉及到与先进国家, 与国际上先进企业开展交流与对话。因此自主创新的含义, 有三个方面, 一个, 原始性创新, 第二, 技术的集成创新, 第三, 引进基础上的消化吸收再创新。
    胡炜: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摆在了国家发展战略“核心”和“关键”的位置, 将其放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八个着力点之首, 这在过去的表述中是没有过的。这个调整和变化意味着什么?杜祥琬: 我说一下我的理解。这是我们国家对国内外经验精华性的提炼和总结。之所以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称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是我们开始认识到, 我们国家前二三十年高速发展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前20 多年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一定程度上靠的是基本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 靠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 靠付出沉重的环境代价, 另外是靠着人为投资的拉动, 还有就是靠大量引进国外技术和使用国内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这五个方面的要素对于我们的经济增长起了很大作用, 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要素导向型”, 靠几个要素导致了一个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注定了它是不可持续的, 是低门槛的经济, 增收不增利。
    靠什么才能长期持续发展呢? 必须靠创新, 就是“创新导向型”。要用创新来带动发展, 创造高质量的、消耗能源少的、污染低的新型工业生产模式, 必须进行发展模式的转变。国际上, 已经有从“要素导向型”转变为“ 创新导向型”模式的成功例子, 像芬兰、韩国, 他们国家不大, 但都抓住了机遇。芬兰的高技术竞争力进入了世界前列, 原因是抓住了微电子发展的机遇。我们的邻国韩国人均GDP 在1962 年只有82美元, 还不如我们现在的1/10, 但是现在已达到人均1 万美元。如汽车工业近几年上来了, 高技术也发展得很快, 其研发投入占经济总投入的2.96%。靠的就是自己的自主品牌产品、自己的创新、自己的知识产权, 有了这些他就把自己的国民经济做到了世界前列。如果没有这些, 你只能跟着别人走。世界上有不成功的例子, 比如阿根廷。阿根廷人均GDP 曾经达到美国的2 /3,但就是特别依赖外资, 依赖美国的资本, 依照这样的方式发展, 导致了大量债务和通货膨胀。沙特现在躺在自己的资源上, 一旦资源出问题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有人说中国出口8 亿件衬衣才能买一架空客。这样的增长模式,一旦资源出现制约, 经济可能就会遭受重创。所以中国这么一个13 亿人口的国家,如果要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用更少的能源、更低的代价, 享受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环境的话, 就必须创造自己的模式, 这就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 依靠工业、农业等各个方面的创新。
    所以我觉得国家提出科学发展观, 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这样一系列的战略思想, 是国家对于我们民族发展模式、发展道路新的觉醒。我们前20 年靠着能源翻一番支持国民经济翻两番, 而今, 如果国民经济翻两番, 能源也得翻两番, 这是做不到的。必须改变这种生产模式, 要靠创新, 否则就很难持续发展了。
    胡炜: 刚才您提到了芬兰、韩国的例子, 尤其是韩国从20 世纪60 年代初到80年代末, 在短短的30 年里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这些国家就其经济发展的质量、规模来讲, 可称之为创新型国家。他们所走的道路能否为我们提供借鉴?
    杜祥琬: 我觉得中国的情况跟他们还不一样。船大难掉头, 我们要靠创新来发展, 但中国的发展道路没有他们那么容易。我国是拥有13 亿人口的大国, 人均资源比较少, 地大物“薄”啊, 这个“薄”是厚薄的“薄”。这种情况下如何持续发展? 前无古人, 外无来者, 国外没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我们只有自己创造模式去发展, 要科学发展, 而且“又好又快”, 把“好”放在前头。
    作为科技工作者, 我们要把这种提法具体化, 靠创新来支撑中国的持续发展,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胡炜: 我们在谈到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时经常要提到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那么这三个方面的内在规律是什么? 如何才能把握好这些规律?
    杜祥琬: 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个方面。这是几种不同层次的创新关系, 都是很有实际意义的。在这三类中原始创新的难度最大, 把它放在首位是必须的。但从创新活动 来说, 鉴于我国目前的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 原始创新不可能也不应该占很大比重。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上看, 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原始创新能在创新整体中占有最大比重。但是我想原始创新首先要给予长期的 重视, 这个多半体现在基础科学方面, 或者是技术上一些完全新的原创, 这种创新是我们比较缺乏的, 它体现在专利, 体现在自主知识产权方面, 有了这些才能够真正走在世界前列, 而且原始创新能够引领下面的技术集成创新。原始创新是体现国家科技水平的最高标志。
    集成创新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现成的技术, 在把它形成产业化时进行优化, 使它能够产生比较好的效果, 这是一种有十分重大意义的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问题出在消化吸收时投入低, 再创新的投入少。刚才我在前面说我们的发展有五个拉动,其中一个就是大量地引进国外技术, 但是过去我们引进以后并没有更好地消化吸收, 也没有更好地再创新。应该在吸收消化再创新方面增加投入, 加大力度。原来是别人的东西, 但是我消化以后, 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又创新了, 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是一种渐进性和改进型的创新, 而原始创新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创新。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的方式。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的今天尤为重要。这也是我国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我们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就引进了大量的设备, 但创新的效果并不理想。为什么呢? 再创新投入低是重要的原因。比如日本、韩国等国家引进一项技术后, 投入与消化吸收的比例是1∶8, 而我们则恰恰相反, 平均是1∶0.06。要找出症结所在, 自主地进行技术和产品的更新换代是关键, 否则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依靠不停地引进升级设备实现产品更新 , 走 不 出 “ 引 进———落 后———再 引进———再落后”反复引进“的怪圈。
    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为科技事业献身的精神
    胡炜: 在今年的全国奖励大会上, 我们见证了国家自主创新的丰硕成果, 应该说奖励大会也是对创新人才的一次盛大检阅。人才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 是创新智慧的源泉, 也是科技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人才究竟应该具备哪些优秀的品格和素质, 才能取得优异的科技成就?
    杜祥琬: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创新靠谁啊?最后还是靠人, 靠科技工作者, 特别是靠其中的带头人。我们现在不缺人, 缺的是人才。其特征就是要有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能力。
    从我的体会来看, 一个是要有扎实的基础。我觉得不管从事哪一类的科学技术工作, 都要在本学科有着比较坚实的功底,学科基础一定要打牢。如果没有很好的基础, 对问题的解就非常浅, 就很难深入研究下去。第二要具备深入实际思考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什么是创新?就是你发现了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 自己思考了又去解决了, 解决了就是创新。所以我觉得应该提倡扎扎实实做学问的风气。现在有一些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追求短期利益, 不是着眼于长期去攻一些难题。也许有的人可能在短期内出不了成果, 甚至要坐一段时间的冷板凳, 但是一些真正属于原创性的、重大的创新常常是需要长期反复研究的。所以一定要提倡锲而不舍、扎扎实实做学问的风气。第三我们还要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如果科技人员有各种各样的创新想法, 那么我们就要以阔大的气度宽容各种想法, 让一些不同的思想能够不至于在还不成熟的时候就夭折, 而是让它能够发育起来, 形成自己的思想。包括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中,这一条也非常重要。如我们的应试教育,分都考得很高, 到创新时反而不能解决问题, 这是需要改革的。要保持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活泼思维, 要鼓励他们学会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 还要鼓励培养各种爱好和个性。我觉得人要有个性才会有创造。如果都是一种模式的人, 就很难产生很多的创新,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也需要努力创新。
    我有一个比较深的感受。在我参加过的国际会议上, 我们与会的同志们做完报告后不大善于回答别人的提问, 或者别人做完报告我们也不太善于提问。而国外的学者就有一种习惯, 谁报告完了他都会踊跃举手提问, 因为他一边听你的报告一边在思考问题, 你讲完了他就举手提问。这表现了他思想的活跃, 表明了他从你的报告里面能够发现问题, 他在认真地学习。而我们则往往比较拘谨。我有时候到学校里做报告, 希望同学们多提问, 但就是提问不够踊跃, 这说明我们培养人才的模式是让他规矩地做事、做作业、拿考分, 而不太鼓励学生想各种各样的问题, 和养成一种兴趣以及创造的习惯。我比较中国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 有这样一种看法, 中国的教育从小学一直到本科, 应该说基础教育的水平并不比美国差, 但是这些孩子们在18 岁以前, 在思维的活跃程度方面以及兴趣、爱好的培养方面显然比美国要差, 因此到了研究生阶段就不如人家了, 因为那个时候是需要创新成果的阶段了, 而不是要考分的了, 这就显出差异来了。
    这确实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当然我们国家的教育规模已经有很大发展了, 但要提高教育质量, 而教育质量提高的关键在教师。文化大革命十年对我国教育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老的教师退了, 新成长起来的教师或多或少地会受那个时候的影响, 基础知识不够牢固。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需要一段持续的努力, 来提高教师的质量。
    胡炜: 您在不同的场合经常给青年朋友和大学生讲这个观点:“ 人活在世界上当然要有物质基础, 但一定要有精神支柱”。并经常举前辈科学家的例子, 讲得十分真实、质朴而感人。对于我们年轻的读者来讲, 您最想说的建议和希望是什么?
    杜祥琬: 另外关于教育的模式, 现在有很多讨论, 但有点莫衷一是。到底怎么改变应试教育, 提高学生的素质, 我想有两点肯定是需要的, 一是要强调打好基础, 二是要注重学生的品德、文化、精神方面的教育。目前的社会状态和市场经济, 人们对于近期利益比较看重, 我觉得对青年人来说, 还是要培养他们要有理想, 有比较高的思想境界和追求, 用这个作为自己生命的火车头、作为自己的风帆带着走。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境界, 他才会有比较高尚的动力来驱动自己干事, 而不是急功近利。到了研究阶段, 如果急功近利就会炮制一些低水平的文章或者成果。所以我想强调这两点: 一个是基础, 一个是思想境界和文化素养。
    我始终认为: 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为科技事业献身的精神, 责任感和献身精神是首要品格。第二个基本品格是唯真求实, 无论搞基础还是搞应用, 都必须脚踏实地、潜心钻研。第三点是创新精神。发明创造和创新是永无止境的。对已有的成果说“ 不”, 对权威说“不”, 既需要有敢想敢说、追求真理的勇气, 更需要严谨深入的实干精神。最后, 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实践都需要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 需要哲学的思维和智慧。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精深的哲学造诣是科技工作取得成功的要素之一, 也是历史上许多卓越学者的共同品格之一。
    2007, 我国工程技术的丰收年
    胡炜:“铸国家基石, 做民族脊梁”, 这应该成为当代年轻人的追求和理想。2007年, 是我国自主创新硕果累累的一年, 更昭示着本世纪以来我国工程科技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您作为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 如何评价过去一年我国工程技术发展的成就, 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杜祥琬: 今年《科学时报》1 月7 日头版刊登了我写的《工程技术的丰收年》。这是篇将近6000 字的综述。因为工程科技太广了, 我的知识面又窄, 我花了很大的工夫去查阅资料。我着重写了几个方 面, 一个领域是能源环境。2007 年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得到很大的提升, 比如节能减排的指标开始出现良性拐点, 虽然没有达到降4%的指标, 但单位GDP 能耗下降了3%。而前两年都没有降。所以出现了拐点, 就是采取的一系列节能减排的措施开始见效了。另外在能源方面一些新的技术, 如新的核电站开始投产, 又发现了渤海大油田, 以及炭的捕捉和利用封存技术, 中国也开始有产业化的工厂了, 这些都是很有创新意义的。
    第二个领域是信息技术。过去中国的信息产品很多没有“中国芯”, 现在中国有自己的“芯”了, 比如“龙芯”, 还有其他几个“芯”。现在我国的手机、计算机、电子计算机, 百万亿次的电子计算机用的就是中国自己的“龙芯二号”, 这都是信息技术方面的创新。
    第三个是航空航天。大家都知道绕月飞行, 还有第一个国产的支线飞机下线, 这也是航空方面的很大成就。
    第四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科学仪器的研制和大科学装置研制的水平在提升。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几个大的加速器、合肥用于热核聚变研究的实验装置, 还有紫外的探测手段, 就需要研制大科学设备、大科学仪器, 过去都是从国外引进, 现在我们自己开始建造一些科学实验装置,能够自己生产科学仪器了。
    科学是从什么开始呢? 是从观测开始的, 观测的设施自己可以造, 这是国家科技进步的一种标志。我写了几个方面的成就,但我其中也说了, 就是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说是硕果累累,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我们离创新型国家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产业规模巨大、技术水平偏低, 原创性的创新、国际领先的成果还不够多, 一些“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成果与世界最先进水平尚有距离, 工程科技界还需要倡导唯真求实、扎实深入的学风。国际上有人说, 中国是世界工厂, 印度是世界办公室,而美国是世界的大学和创意实验室。这一说法虽不准确, 却也提醒我们, 不可轻言“风景这边独好”。我国的核心竞争力排名并不在世界前列, 是一个人口多、问题多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在前进, 别人也在进步,我们要真正地领先国际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长期奋斗、扎实工作的心理准备。
    豫院科技合作, 找准需求的最佳结合点
    胡炜: 您经常回河南吗?
    杜祥琬: 我是很想经常回河南, 但是因为工作而不能经常回来。我对家乡的感情还是比较重的。2002 年我的母校开封高中建校100 周年时我回来了一趟。在那以前有46 年没有回河南了。就是从河南路过也没有停过, 一直忙于自己的工作。我到工程院工作以后, 跟国民经济联系密切了。2003年, 我随中国工程院课题组到河南来调研,回来过一趟; 2005 年河南省举办科技论坛, 我来做报告, 又来了一趟; 今天郑州大学成立环境科学研究院又来了一趟。不过只有一天的时间, 下午就要走。
    胡炜: 很希望您能在河南多待一段时间, 多走走看看, 应该说河南这几年的发展确实很快, 特别是在科技支撑经济发展方面, 河南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我们实施的重大科技专项, 支持力度在河南省科技发展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过去科技计划项目的安排就像撒芝麻一样, 各方面都有。但是近两年来, 我们开始集中财力, 筛选有重要意义和良好前景的项目给予大力支持, 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全面启动实施了“企业创新能力培育”、“ 节能减排”“ 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等五项重大科技工程, 科技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在工程技术方面, 郑州大学、河南科技大学等大专院校通过产学研合作为企业的创新发展作出了贡献, 比如他们把优势学科集成起来,与河南142 个产业集群进行对接, 形成创新集群, 有很多很好的新做法。我们想请您站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高度, 对河南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工作提几点要求和希望。
    杜祥琬: 我经常关注家乡的情况。中央媒体这些年对河南的报道显著增加, 这一点我非常高兴。河南是人口第一大省、农业第一大省、粮食第一大省、高速公路第一大省, 工业又是快速发展, 这都是非常喜人的。但应该说河南省相对而言还是一个不够先进的省份, 特别是教育、科技的底子薄, 虽然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了,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发展。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这两个方面的引领。我觉得河南应该针对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特点, 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比如这几年发展势头比较好的食品加工业和可再生能源产业。一方面把粮食搞好, 高质量、高产量, 一方面把秸秆和其他农业的废弃物, 都利用起来发展新的能源产业。我想河南省要把农业大省的潜力全部挖掘出来, 把各种农业的废弃物转变为能源,不论是气态的沼气还是液态的乙醇、以及生物柴油也好, 能够形成各种生物质产业, 把它发展起来, 这方面我们是很有责任, 也是很有潜力的。我也希望在其他方面有所发展, 比如说发展太阳能, 河南的光照还是比较强的, 我们应该更少地依赖煤, 更多地利用可再生能源。另外, 河南省的煤也不少, 火电还是主要的能源, 应该大力发展煤的洁净化技术, 让各种废弃物都得到利用。我希望在新能源的发展方面河南能带个头, 这样不仅能支持河南的经济发展, 还能够利用这种后发优势, 用较少的资源代价、环境代价实现更好的发展。
    胡炜: 您刚才提到河南应该利用秸秆和其他农业的废弃物发展新的能源产业,南阳天冠集团就正在做一个利用秸秆纤维生产乙醇的项目, 是河南省支持的一个重大科技专项, 也是产学研合作的典范。目前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攻关, 希望能得到您的关心和支持。
    杜祥琬: 我在北京见过天冠集团的董事长张晓阳先生, 他希望我去看看, 我非常重视这件事, 专门去了一趟, 看了天冠的新厂、老厂, 印象很深刻。生物乙醇替代石油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但我前年去看的时候, 他们主要是在搞陈化粮转化。利用陈化粮生产乙醇, 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不是方向, 因为中国不可以用那么多的粮食来生产乙醇。张董也给我说了, 他们正在用秸秆纤维生产乙醇。纤维生产乙醇是国 际攻关的前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他过得了关, 就是纤维乙醇能够生产了, 在国际上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推广, 就可以大大缓解我们国家石油不足的问题。
    胡炜: 如何帮助地方开展工程技术创新是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12 月中旬, 中国工程院首次以院地合作为专题, 召开了中国工程院与部分省市区的地方合作工作座谈会, 还就拟定的《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工作管理办法》听取了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进一步完善院地合作机制, 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今年, 中国工程院的院地合作计划又有什么新的打算? 能否启动院豫科技合作计划?
    杜祥琬: 院地合作双方得益, 工程院对于合作的态度是积极的。不过我们要本着“ 突出重点、务求实效、积极合作、稳步发展”的原则, 找准需求的最佳结合点, 扎实推进院地合作深入、密切、持续的发展。我们主张干实事, 有一件事就做一件事。比如说上次城市化这个课题, 因为我们是一个农业大省, 也是一个农民大省, 如何城市化, 如何形成使广大农民能够真正受惠的城市化模式? 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如何使中原城市群建立在一个比较科学的基础上? 那次院士行的时候, 唐孝炎院士就提出来在郑大建一个环境学院, 想做一件这样的事。今天就是郑州大学环境科学研究院成立的日子。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到平顶山做了一次院士行, 是关于煤矿安全生产的问题。因为煤矿的瓦斯爆炸对老百姓的安全影响很大, 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平顶山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平顶山煤炭生产量很大, 但是基本上没出过事。他们的总工张铁岗是我们的院士,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这件事就是工程院和河南省一块做的一件事。工程院是高度重视跟地方合作的, 就是希望有具体项目, 包括生物质能源的发展。中国工程院跟瑞典有一个合作项目, 就是要培训这方面的人才。我觉得瑞典生物质能源发展得非常好, 我们送出去第一个接受培训的就是河南人。今后, 我们还想从河南再选人去培训。只要地方有需求, 只要工程院能做, 我们非常希望合作,我个人尤其希望能跟自己的家乡合作。
    在快要结束采访, 应我们邀请, 杜祥琬院士经过一番沉思, 亲笔为我刊题词:“唯真求是、创新发展”。
    杜祥琬简介
    杜祥琬是我国著名的应用物理学专家, 1938 年4 月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 原籍开封。1964 年毕业于原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常委。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高级科学顾问。曾主持我国核试验诊断理论和核武器中子学的系统性创新性研究。是我国新型强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作为“863”计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 主持研究、制定了符合国情的目标、重点与技术途径等发展战略与实施方案; 在有关物理规律和关键技术研究中获重要成果; 提出并成功主持了综合实验研究, 解决了多项单元技术衔接与总体集成的工程技术问题, 使我国氧碘化学激光等新型强激光技术跨入世界先进行列。2001 年后任“863”计划先进防御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主任。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部委级一、二等奖十多项。2000 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7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2 年杜院士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分管能源学部等工作, 参与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研究, 任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推动了我国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及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