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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道增:建筑学者的文化使命

发布时间:2013-01-15
——本刊专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 文/本刊记者:张瑞


    李道增在我国剧院设计和研究领域,堪称开山第一人。
    作为晚清重臣李鸿章家族的后代,李道增是李氏家族学术地位最高的学者。他师从梁思成,1952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之后一直留校任教,曾任建筑系副主任、主任。1984 年被人事部评为有杰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5 年任职博士生导师,1988 年升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第一任院长,后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建筑学会理事、荣誉理事,1993 年应邀赴美国卡纳基·梅伦大学任剧场设计客座教授,1999年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与履历同样精彩的,是李道增在剧院设计和研究方面的多重建树和深厚造诣。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设计师,李道增早在任教不久就把专业重点大胆地放在了过去国内很少有人涉及的剧场设计领域,为他以后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山人打下了基础。
    虽然上世纪50 年代至90 年代期间,李道增三度参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却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无缘付诸实施。但“东方艺术大厦”、“北京天桥剧场”、“中国儿童剧院”和“台州文化艺术中心”等多座已落成使用的剧场,都已成为李道增剧院设计生涯中的代表作。与此同时,他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剧院设计师。
    作为我国剧院设计和研究领域的开创者,李道增先后主编了《剧场建筑设计手册》、《中国会堂剧场建筑》、《国外剧场建筑图籍》、《2300 座剧院总结》(即解放军大剧院设计总结)等多部著作。其中长达150 万字且文图并茂的巨著《西方戏剧剧场史》成为国内第一部跨戏剧与建筑两个学科的学术专著,融人文与科技于一体,填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此外,他的著作《环境行为学概论》、《李道增文集》、论文“新制宜主义” 的建筑观和对建筑中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他设计哲学的主干。
    建筑应与文化相融合
    对于建筑与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于一代建筑设计巨匠李道增来说,最具有发言权。
    他认为,建筑不仅是能够使用的房子,还要有一定的艺术性,能表达一定的精神含义的房子,是一种与人们生活最有密切关系的一种艺术。“建筑界的一代宗师梁思成先生,是我的老师,曾经很感慨地说‘城里到处是房子,但是缺少建筑’。意思是艺术性的房子太少了。建筑和房子的差别,建筑是指有艺术性的房子,能够表达精神含义。”
    建筑跟城市从来都是人们思想的外化、物化,有多少不同的思想,有多少不同的精神,就会物化为多少不同的建筑体型、城市景观等。梁思成先生时代的建筑,虽然属于城市的外貌,其实他所期望的却是人对于城市寄托的一种美好理想的追求。使城市成为人们思想精神的载体,得到艺术上的升华。
    所以城市和建筑、文化是非常密切的。建筑应与文化相融合。
    因为城市和建筑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是物质文化,具有物质形态的文化,也是所谓的物质文化。但物质文化当中渗透着精神文化,人们在创造物质资料的过程当中,倾注了人们的精神因素,才使这些产品有了精神内涵。精神文化是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求、需要而产生的,有的最终要物化成为具体的物质形式,从表面看是物质形式,但也要借助于文化精神的渗透,才从里面升华出艺术形象来。真正历史上著名的建筑正是由于文化精神的核心作用,才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为世人所敬仰。
    而这些观点与李道增的经历息息相关。
    李道增从小书就读得很好, 在李氏家族中是公认的学习榜样。他于中西女中附小毕业后考入南洋模范中学初中部, 又考入上海中学(那时是江苏省立高等学校)读高中,1947年考取了清华大学。
    进入清华大学,他来到一个更加严格的,甚至几近冷酷的学术环境。数年寒窗,水木清华,他出类拔萃。
    入清华后他转到了建筑专业,来到了梁思成先生的门下。因他从小喜欢画画,而建筑专业又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他的物理学基础和美术爱好可以得到很好的发挥。那时中国的建筑业正面临一个新的突破期,传统的大屋顶不时兴了,国民党时期的建筑大多像方头棺材,新中国的建筑如何体现民族的觉醒和民族的特色芽这些对才二十岁出头的李道增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何况又有梁先生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顶级名师。
    “梁先生给我们讲过课,讲过建筑史的课。《中国建筑史》教材也是他写的。大意是说,建筑活动是以其地域、时代、气候条件和当时能够提供的物产、材料的品种数量,更不自觉地受到同一时间的艺术、文化、技巧、知识、发明的影响,而建筑本身的规模、形体、工程艺术恰恰是民族文化兴衰的一面镜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建筑,将最准确地反应这个国家、民族物质精神继往开来的面貌。”
    “梁先生对振兴中国的文化有很深的感情,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有民族骨气的人,是学术界的老前辈。记得在新中国成立前,1947 年的秋天,也是我入学清华的那一年,他任系主任。他在我们新同学入学的迎新会上讲了一个小故事,他当年在美国,作为中国代表,跟很多专家商讨联合国大厦的建设方案。他拜访了美国现代建筑大师莱特,这位大师非常了不起,是唯一一位上美国邮票的建筑师。当时梁先生拜访了他,莱特见了他以后,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到美国来学建筑?”你们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两千年以前就在《道德经》里把建筑的哲学问题讲透了,“建筑是空间,而非实体,实体包含的空间才是建筑中的主角”。《道德经》的原话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过去中国人也不知道这句话,但莱特老先生看到了,就跟梁先生说了这句话。这话很经典,大大地长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中国的文化很了不起,能够受到莱特这样的评价。
    “从那个时候起,这句话才在建筑界传开,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言,大家都引用。所以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增加了不少,我一直记住。梁先生对西方文化也精通。他刚从美国回来的那一年,带回来了很多资料和书籍,马上就让老师教给我们,以我们班为例,实验新的教学方法,不是再画古典的渲染图,而是用抽象构图原理教我们。所以他的胸怀是很宏大的,了不起的,大师级的,并不保守、古旧。所以他才有号召力,能够把那么多精英吸引到清华。”
    建筑系始创于1946 年,1947 年李道增转入时,全系才两个年级,学生20 余个。大家关系非常融洽,同学间以“玄武”相呼,对老师尊称“公”。建筑系当时设在清华园旧水利馆二楼,高低班同学聚在一间宽敞的大教室里制图、做设计,一间小教室专供讲课,一间素描教室放着许多石膏像与画架,一间图书室陈列着各色建筑杂志与图书资料。平时,学生们除了上外系开的课,或全校开的公共课外,其余时间几乎都泡在这里,它是“玄武”们的“家”和“领地”。
    建筑系虽初创不久,然当时可谓名师风流、学林宿儒,一时云聚。梁先生请来了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讲授城市规划,请来了北京大学著名的侯仁之先生讲授北京的历史地理……师长们的精心栽培、循循善诱、温馨的鼓励,几十年来牢牢地印刻在李道增的记忆中。特别是梁思成先生的教诲,时隔半个世纪再忆起,仍令他激动不已。
    梁先生对中国古建筑的保护和研究情有独钟,但却绝不保守。他在设计课中引进了现代建筑的理论,尝试用包豪斯新学派中的一些观念来大胆改革传统学院派的教学体系和内容。李道增从一年级开始学“抽象图案”,替代古典建筑中的五种柱式。这在当时,可谓开全国建筑系之先河。
    梁先生还十分重视加强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如果只顾练“技巧”,艺术作品必多“匠气”而少“灵气”与“内涵”。他说:“建筑师应当是在日常生活中最敏感的。建筑师所见到、听到、感觉到的东西比一般人多而深,因此比一般人也多一层美的享受。要善于体验,善于观察,善于分析,处处皆学问。”这些都让年轻的李道增受益良多,也为他日后在建筑设计中使建筑与文化融合在一起奠定了基础。
    1952 年大学毕业后,他被留校任教,先后当了梁先生的秘书兼助教、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在清华大学将建筑系扩建为建筑学院的时候,他担任了第一任院长。他把专业重点大胆地放在了过去国内很少有人涉及的剧场设计上,这是他的老师梁老先生都未曾涉足的建筑艺术范畴。
    以后就是漫长的教学加运动、教学加建筑设计、教学加行政管理、教学加科学研究的繁忙岁月。
    翻开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著作目录、建筑设计目录、作品得奖目录,他所带的研究生、博士生的论文目录,以及他所兼任的职务的目录,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他都是无可挑剔的。他一个人肩挑了许多人才能肩挑的工作,付出了太多、太多。
    剧场设计毕其一生
    存在并不等于完全被接纳。自从国家大剧院方案敲定的那天起,这个巨大穹顶就成了中国城市新建筑中争论最激烈的一个。
    对此最关注的莫过于为此倾注了毕生心血与感情的李道增。1958年建设国家大剧院的计划一经提出,他就作为该项目设计的主持人,前后三起三落。再回首,虽然难免心痛和无奈,但他还是微笑着详尽地叙说关于大剧院的前尘旧事。
    建国十周年前夕,周总理提出建设国家大剧院的设想,亲自选址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为了充分调动国内的设计力量,保证方案更加合理,总理要求开展设计竞赛,邀请国内一些设计单位与高等院校做方案。通过评比,最终选中了当时年仅28 岁的李道增主持设计的方案并委托清华大学作为设计单位。回首往事,李院士谦虚地说,之所以他的方案能脱颖而出,除了注重民族特色外,主要是抓住了三个要点:一是设计了一个3000 座的梨形观众厅,座位数是周总理亲自定的;二是在舞台塔外面做了一圈柱廊,美化了台塔的造型,这也是周总理建议的;三是舞台模式的设计,中间是升降台,后面是车转台,两边是推拉台,这种实用方便的舞台形式深受当时文化部使用者和官员的青睐。
    然而,设计工作一开始便面临重重困难,剧场工程要涉及声学、照明、舞台机械、自动化设备等多方面的知识,可当时国内既没有剧场设计经验,也没有具体的设计规范,可借鉴的仅有前苏联和民主德国的剧场设计。虽是白手起家,但李道增和他的同事们还是迎难而上。他们翻遍了图书馆里所有外国杂志、图书,在汲取国外剧场设计经验的同时,积极开展科研工作。此外,还广泛征求著名艺术家们的意见,不断修改完善设计方案。
    1958 年的方案中,国家大剧院为一个单一的歌剧院,建筑面积4 万多平方米,3000 个座位,可满足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观看演出的需要。舞台的主台、侧台、后舞台呈“品”字形布局。黄绿色琉璃檐体现着民族传统文化特色,这在当时是一大创新,后来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等的建筑中被广泛采用。
    自方案入选后,清华校长蒋南翔调选全校师生,组成了由建筑、土木、机械、自动化、电机等系300 多师生的大剧院设计组,全面深入地开展设计工作,并派人赴德国、苏联考察机械舞台设计。正当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设计组遭遇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曲折。1958年冬的一个下午,清华校长办公室接到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同志的通知,要求立即派设计负责人去武汉。原来中央正在武汉召开会议,会上,建设部设计院的建筑专家林乐义提出了设计6000 座的方案。其根据是,美国纽约建了一个有6000座的观众厅,并附有一个很浅的舞台。如果肯定这个意见就等于否定了原方案。刻不容缓,李道增和建筑系书记刘小石二人匆忙带上一本英文版的20 世纪建筑著作连夜乘火车赶抵武汉。会场休息时,见到了周扬、钱俊瑞及当时的高教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人,通过他们将书送到周总理手中。总理看了原文,了解了该书中关于6000座是为演无声电影前加演一些舞蹈而设的介绍后,决定依然按3000座来考虑。
    后来,因国家经费有限,国家大剧院以及1959 年由李道增主持设计的解放军大剧院均未能开工。更让人遗憾的是,堆得像小山似的设计资料、模型,在“文革”中都被造反派当成废品处理了。不过大剧院的设计也锻炼了很多人,出了很多建筑、音响、照明、舞台方面的专家。上世纪60年代初,李道增和他的同事们一道,在国家大剧院和解放军大剧院设计的基础上,撰写了《剧场设计手册》、《国外剧场图集》、《中国会堂剧场建筑》和《2300 座剧场设计总结》四本著作,为我国的剧场设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万里同志遵从周总理的遗愿,多次提出“一定要把国家大剧院建起来”。1990年1月4 日,国家计委在《关于拟进行国家大剧院的建设前期工作问题的复函》中,同意进行国家大剧院的可行性研究和技术经济论证工作。文化部组成了国家大剧院筹建办公室,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建设部设计院共同编制“国家大剧院可行性研究的规划设计方案及相应报告”。李道增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其中一个方案的设计。
    据李道增介绍,1991 年的方案是在广泛借鉴世界范围内剧场设计经验的基础上设计的,仍以“品”字形舞台平面为基础,同时考虑一定的民族形式。在舞台设计上,借鉴了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模式。
    正式决定建设国家大剧院是在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1997 年10 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文件上也有此决定。1998 年4 月,在京开始举办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的国际邀请赛。李道增与他的同事们,在1991 年的方案基础上,两个月就完成了模型制作。可这次是国际招标,最后角逐的有三个方案,李道增主持的方案也在其中。接下来是一个漫长的论证和等待期。1999 年7 月22 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同意采用法国巴黎机场公司的设计方案。虽然李道增的方案没有入选,但他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不管如何创新,国家大剧院也应该与周围环境相协调,要让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的、北京的、天安门的剧场,而不是一个天外来客。对现在国家大剧院造型上的选择与评价,他相信历史会给予全面正确的判断,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川泽纳小,所以成其深厚;山岳藏微,所以就其博大。一切成就的获得都是李道增多年沉稳努力、日积月累的结果,《西方戏剧剧场史》专著是最好的例证。自1958年始至1999 年,他汇集四十余年国内外访问、调研所得的学术积累,出版了这部150余万字、近1500 幅插图的煌煌著作。该书横跨戏剧与建筑两个学科,融人文与科技于一体,史料翔实,被公认为是他对剧场研究所作的重要贡献。
    以形写神新制宜主义
    莎士比亚说“诗人的想象力在于使意义赋形”。建筑师如何能把“地方特色”、“场所精神”通过建筑语言表达出来,凸显其神韵?李道增提出了“新制宜主义”的观点,主张“因地、因事、因时制宜”,追求一种因地域、气候等自然条件与社会、民族、历史、文化之异而派生出的丰富多样而带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风格。
    谈到“新制宜主义”建筑哲学观的由来,李道增说,这主要是受20 世纪初德国剧坛莱茵哈特导演的启发。在戏剧演出中,他主张“制宜主义”,将自1880 年以来所有戏剧新潮中的精华都予以吸收并“因地制宜”加以运用。他认为每出戏都要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因戏制宜”,将各种新老手法交织结合,但每次演出都力求艺术的真实性,所以也被称为“艺术的现实主义”。戏剧如此,建筑亦概莫能外。
    在李道增看来,建筑除了反映高科技的时代精神,还要彰显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历史连续性。他首次在国内提出了“新制宜主义”的建筑设计哲学理论,其核心就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追求在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共同作用下,把人和房子的自然关系调整到最佳状态。其设计思路概括出来则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得体切题,兼容并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且强调细部设计。
    而将文化与建筑完美融合在一起,虽然是大势所趋,但就中国的现实来说,还有长长的路要走,为了心中的梦想,为了中国的建筑事业,李道增仍频繁地参与各种文化与建筑结合的活动,不断呼吁将文化与建筑结合在一起,为中国特色的建筑事业贡献满腔的激情与汗水。